2004年11月18日星期四

美國大選後記

[2004-11-04] 沈旭暉、黃兆強:港傳媒報道美國大選的誤區

美國總統選舉塵埃大定,但通過本土傳媒了解美國大選,卻未免太富「香港特色」。

參照美國傳媒,當發現它們的關注點除了是候選人在各州份的預算得票率,還有同期的參眾兩院和州長選舉,以及同性戀婚姻法等州級公投。這種近似台灣「公投綁大選」的策略,牽涉本州執政黨派的資源調配,選舉期間不同議題之間的互補作用,選民「一票多值」和「內在配票」的深層心理,以及同一州內不同層級選舉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都是政治學和選舉學相對未被發掘的處女地,遠比被過分炒作的拉丹露面、反恐立場、錢其琛鴻文等能夠影響結果,香港傳媒卻從來按下不表。美國大選與港股升跌的關係、美國華僑投票取向,又或是兩大候選人對華政策的異同,卻是香港報道的「重點環節」,因為它們在香港報章有各自的「對口單位」,結果自然見樹不見林。

本土媒體又令人感覺美國的全國民調與選舉結果有直接關係。其實它們只是一雙獨立涵數:一名全國領先的候選人,理論上能夠單單在五個大州取得全部100%選票,卻在其他所有州份以一票之差飲恨,經過選舉人票的間選制度,結果可以是慘敗。

更吊詭的是某報曾引述CNN民調指出「投票率可創40年新高」,亦把重點放在是次大選的投票率上,並「分析」克里可以從中獲利。然而美國總統大選以各州選舉人票計算,關鍵州份的投票率與總投票率必有差異,兩者並無必然關係,此其一。

雖然上屆大選顯示布殊支持者的學歷明顯較低,學歷高的選民的政治參與相對冷漠,但這並不代表學歷低的選民沒有票源被開拓的空間:關鍵州份俄亥俄州便有不少低學歷老人是在嘉年華動員下首次投票,此其二。

部分媒體以民主黨、民建聯對號入座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以為投票率高等於克里獲勝,這是根本的謬誤,何況這類過分簡化的雞精邏輯連應用於香港立法會選舉也是謬誤,為何舉一不能反三?


[2004-11-05] 沈旭暉、黃兆強 Roundtable:克里認輸的盤算
克里親自致電布殊認輸,此前數小時,其拍檔愛德華茲卻高呼要「點至最後一票」。前後落差,涉及兩個不同概念。

選舉前,民主黨智囊以史為鑑,早已決定若選舉形勢拉緊,絕不認輸。這裏的「形勢」,包括兩個意涵:一是上屆民主黨贏票輸選舉的「直接民主勢」,二是上屆佛羅里達州的得票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勢」。所以戈爾能夠選擇不同對策:從技術角度,他可以要求不斷點票,以及核實疑似選民資格;從法理角度,他可以交由聯邦法院裁定被剝奪投票權的選民身分;從憲政角度,他可以發動議員要求釋法;從政制角度,他可以發動輿論戰質疑選舉人票制度,或提議進行徹底兩黨制,以免理念較近的綠黨候選人納德再取得4%選票成為敗選關鍵。這類制度性爭拗的目標並非只是翻案,亦有改善下屆選舉制度的前瞻性意義。美國的總統兩任制、法國的總統總理同居制,乃至這次美國選舉大規模採取「臨時選舉票」以免選民資格成為疑團,都是修正前次選舉爭議的後續行為。

克里在這次選舉既沒有贏票的氣勢,在參眾兩院的三合一選舉同時失利,俄亥俄州的得票又明顯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以外(這是白宮幕僚長「勸降書」說得最有說服力的一點)。若選舉爭拗還是持續,這就是純粹的權力爭拗,因為沒有任何制度變革能夠從中提煉。當俄亥俄州的票數拉近,不少本土傳媒均以「佛州第二」的角度報道,令人以為克里必定輸打贏要,便具有嚴重誤導。愛德華茲卻居然按既定計劃延誤認輸,他的危機管理,也令人失望。


[2004-11-06] 陳貞禮、梁宇軒、沈旭暉:美大選少數族裔叛變
不少輿論認為布殊勝出是選民「對反恐的肯定」、「對領袖的支持」,其實從數據觀察,真正關鍵反而是少數族裔的「叛變」。

共和黨攻拉丁社區

美國少數族裔主要包括非洲裔、拉美裔和亞裔三部分,在這次選舉分別佔選民人數的11%、8%和2%,足以成為名副其實左右大局的中間人。以往少數族裔以絕對優勢傾向民主黨,因為其多元主義相對顯明,移民政策也比共和黨寬鬆,不同於共和黨歷史上的大白人主義「土右」。96年克林頓順利連任,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共和黨建議限制移民數目、禁止非法移民的子女入讀公立學校和享受福利。

2000年開始,共和黨的布殊開始留意少數族裔的「價值」,不敢再掉以輕心。共和黨近年一再在拉丁社區強調反對同性戀及墮胎,目的就是希望利用這些具爭議的話題,挽回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拉丁裔支持。共和黨今年初向非法移民提出臨時勞工計劃,一改以往的強硬立場,亦是為從墨西哥北上美國南部的拉丁裔選民度身訂做。這是一個相當功利的策略性聯盟,也是意識形態和族群政治的成功結合:拉丁裔在2000年只有35%投布殊,這次飆升至44%,實在是共和黨勝出的關鍵。

非洲裔是民權運動以來的民主黨忠實盟友,歷屆最懸殊的投票結果都來自哥倫比亞特區,因為那裏的黑人都會令民主黨候選人以9:1之比勝出。這次克里獲得88%的非洲裔選票,守住戈爾上屆90%的黑人基本盤,反映共和黨的少數族裔政策具有相當針對性,並非在弘揚普世價值。

非洲裔仍留民主黨陣營

拉丁裔逐漸傾向共和黨,非洲裔則留在民主黨陣營,是美國政局呈現兩極的另一個關鍵趨勢:這不但是少數族裔的內部兩極,更是「族群+宗教」結合的兩極。克里在選前連續數周在黑人教堂參加禮拜,就是因為黑人宗教票是布殊的新基督運動唯一難以奪取的意識形態票。雖然布殊和克里在選舉過後都呼籲國民團結,但言行一致,實在不符合政黨利益。


[2004-11-08] 沈旭暉、黃兆強:美國第三黨的衰亡?
這次美國大選另一不被談論的話題,是第三黨運動被暫時畫上句號。

故事起源是92年總統大選,冒起了口才極佳的德州富商佩羅特,其民調支持度甚至一度領先克林頓和老布殊,最後獲得全國19%選票,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到了96年,佩羅特自創「改革黨」捲土重來,但聲勢大不如前,最後只有8%得票,但依然令改革黨成為全國性政黨,並獲得明尼蘇達州長文杜拉加盟。然而改革黨後勁不繼,2000年推出民望低下的極右派布坎南出選,令內部陷入分裂,第三黨主角換成綠黨的納德。

納德在上屆大選獲得4%選票,被民主黨指摘是戈爾落選的元兇,因為綠黨吸走了民主黨的極左選票。有了這樣的前科,今屆納德搞局的支持票少於1%,便不令人意外。

其實這個意識形態薄弱的年代,原來正是第三黨的搖籃。美國學界認為兩大黨由大學開始培訓建制人才、近似共產黨式任命制度(Nomenklatura Appointment)的結構性壟斷,是第三黨夭折的主因。但問題其實是所有第三黨都缺乏革命性創見,不肯放棄循吸納黨員、參加選舉、要求被兩黨接納等「新君王公式」發展:例如佩羅特的選票在96年大縮水,居然以「被兩黨排除於電視辯論」為由解析(他在92年倒是能夠參加辯論);綠黨由壓力團體轉型為泡沫黨的經歷,也令不少社運人事惋惜。另一方面,第三黨卻有非主流的包袱,不肯或難以拉攏現任議員集體變節,以致不可能有類似台灣親民黨的出現。美國第三黨便成為邏輯奇怪的「建制內的外建制運動」,先天性排拒了獨當一面的可能,此所以美國政壇甚難出現長毛。


[2004-11-10] 沈旭暉、黃兆強:美全國山河一片紅?
美國選舉總統的同時,也在進行參眾兩院議員改選,是為「三合一選舉」,這是港人相對陌生的概念。僅有對國會大選的分析,也是着重於共和、民主兩黨所佔的議席比例。這些分析建基於一個假設:政黨的影響力非常大,大得可以左右國會議員的決定,所以媒體都報道共和黨「奪得兩院控制權」,認為美國已經「全國山河一片紅」。

其實美國學者Ross M. English在其著作《美國國會》早已指出,議員競選時從來都是以個人為單位,政黨的最大角色其實是篩選精英進入政壇的審查站,而不是影響選票的洗腦機。何況美國聯邦制度造成一種「結構性連任現象」,更令黨派政治失色:

一名美國公民若以當國會議員為志願,在野的策略就是批評現任議員沒有通過哪些議案,現任的策略就是比潛在對手更努力地通過議案,只此而已。當議員在位愈久,經手的議案愈多,愈容易在國會掌控關鍵委員會,愈容易取得聯邦資源來回饋本州。感性上厭棄現任議員的本州選民,往往基於理性計算,認為新人難以在短期內超越其他各州大老惠澤鄉親的能力,結果被迫忍受並非心頭好的議員。所以美國議員的連任價值遠超香港議員連任的象徵意義,議員當選後,自然有相當空間「超然」於政黨之外。

這次共和黨大勝,並不能保證新保守主義的議案會被集體開綠燈,因為議員一直結成橫向的跨黨派地區同盟,以及縱向的跨黨派利益集團同盟,它們才是國會運作的真正核心。曾與布殊競爭總統提名的共和黨元老麥凱恩(John McCain),就是以善於與民主黨「溝通」馳名。

「全國山河一片紅」只是量變、不是質變,毋須大驚小怪。


[2004-11-11] 沈旭暉、吳凱霖:為何善良的人選擇布殊
本土媒體一向視布殊為好戰分子,不是誤判他在本土不受歡迎,就是認為他的票源「邪惡」,而忽視不少投布殊的美國人卿本佳人,更忽視布殊比歷任共和黨總統更擅於偷換自由主義的概念。

英國哲學家Isaiah Berlin在1958年發表《兩種自由概念》以來,學者都樂於採用他對自由的分類:以個人為主體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重點是提升個人獲取資源的能力(例如我喜歡找什麼工作);個人免於被社會和政治機制干涉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重點是避免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例如我如何在共產制度下找工作)。

在布殊以前,重視基督核心價值的共和黨相對推崇「消極自由」,不習慣運用大政府推廣理念,最討厭左派福利社會,認為它是「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典型教材;願意使用國家機器的民主黨,則絕不會推動新保守主義。布殊的創見在於輕輕放下「消極自由」,改為採用「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方式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婚姻、限制單幹細胞研究:這樣一來,家庭主義和宗教運動比從前更願意歸入共和黨旗下。

最諷刺的是布殊限制「消極自由」的措施,都是以自由之名進行:他一再強調要破除走進歪路的無政府主義(例如倫理敗壞、信仰危機),美國國民才能提升生活質素和「獲取資源的能力」。4年來,布殊一方面緊縮「消極自由」,另一方面卻對「積極自由」示意表面的尊崇,保守主義者大為「心折」,部分自由主義者亦被其蒙蔽,最後獲得七成教堂鐵票,也是順理成章。


[2004-11-13] 沈旭暉、黃兆強:美國民主黨難英國工黨化
美國民主黨只輸了兩次大選,布殊顧問羅夫便斷言它長期在野,未免言之尚早。然而正如《時代周刊》記者James Carney引述「權威人士」透露,民主黨的結構性檢討勢在必行,但似乎「新民主黨」不可能仿效英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

貝理雅的著作《新英國: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新願景》指出,工黨要擺脫以往那種「好心但做不出事」的形象,只能進行「第三路線」改革,其最大特點為擺脫以往「高福利開支Vs自由經濟」的困境,提出一種調和兩者的新左派路線,即提高國家開支於教育等層面來造就機會平等(是為「絕對平等主義」),但同時也容許市場競爭(是為「古典平等主義」)。這倒像黑格爾的辯證法,從兩股思想之間趨向「絕對理性」。事實亦證明改革確能幫助工黨奪得政權,保守黨反而變成弱勢在野黨。

然而美國政治卻不能同日而語:基於美國國情,就是布殊繼續削減綜援,他也不能超越當年小羅斯福「新政(New Deal)」制定的福利框架;民主黨再傾向於自由經濟,卻不可能拋棄工會這個結構性包袱。所以二戰以來,共和黨相對容易借用民主黨的經濟主張,民主黨即使是克林頓,也難以把共和黨的經濟賣點改頭換面成為「新左派」。不少人以為整個美國愈來愈右,其實就經濟層面而言,羅斯福的新政奠下了左的根基,甚至令其成為美國核心價值,結果受惠的反而是共和黨,因為它早已搶先佔領了美國第一代的「第三條道路」。

此所以民主黨的結構性檢討,已不可能採取英國工黨的經濟第三路,結果只能在新基督教運動等意識形態領域和稀泥,可能與日本政局由「左右兩黨制」變成「右右兩黨制」一樣,這才令人憂慮。


[2004-11-18] 沈旭暉、吳凱霖:美總統大選的拉票權威
不少人認為克里缺乏個人魅力,外貌潦倒,不易樹立權威形象。我們卻認為美國人對「權威」的追求愈來愈偏向傳統價值,才令共和黨相對受惠。

社會學教父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列出了三類權威,每次選舉的拉票活動都是圍繞它們展開。第一類為「魅力型權威」,純粹建立於特殊個人稟性之上;第二類為「理法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由制度賦予的地位延伸。在這次大選,民主黨的拉票手法明顯依靠這兩類權威:一方面,克里汲取戈爾在2000年與克林頓劃清界線的教訓,將克林頓請上神台,派他往所有重要邊地,認為其個人魅力足以拉攏游離票,因為克林頓當年的第三條道路曾攻克了不少共和黨票倉,結果累得克林頓心臟病發。另一方面,已經貴為參議員克林頓夫人希拉里一度被傳為克里的競選拍檔,亦高調交叉使用上述兩類權威身分為克里拉票。結果這對近年美國頭號政治明星對選情毫無影響,連帶美國媒體也對拉票的遊戲規則產生質疑。

共和黨陣營在列根後已出不了魅力型權威,所以它放棄了民主黨式拉票策略,只着重韋伯的第三類「傳統型權威」:其權威來源是由家產世襲制主導的資本主義,就中強調非理性的壟斷。美國開國初年,主流政壇人物(除一名牛仔總統積臣外)都是傳統型權威受惠者,但其影響力在二戰後已被另外兩類取代。布殊首次競選時,「子乘父蔭」一直備受詬病,4年來這卻成為他建立「傳統型權威」的資本,世襲性、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在家庭價值的標籤下,開始重新得到尊崇。特別是共和黨得以重奪南部新墨西哥州和愛荷華州,反映這種傳統性權威對當地稅收農業經濟的導向作用,比魅力+理法型權威更實際,再次顯示「新保守主義」革命不能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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