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作為研究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人，筆者習慣在上述框架內閱讀香港。有讀者建議比較香港功能組別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其實這是不好比的，因為真的要比，很傷感情﹕墨索里尼的制度雖然不民主，但某程度上，代表性也許比香港的功能組別更高。墨索里尼不同希特勒，他原來很理性，對意大利現代化貢獻很大，曾得到包括邱吉爾和甘地在內的領袖歌頌其強政勵治。法西斯合作社主義（corporatism）將全國國民都劃分進不同功能組別，這些組別顧及城鄉矛盾、貧富矛盾，並非單向商界傾斜。組別「選舉」當然由上而下，基本上也不用選，但法西斯一度大受歡迎，議員並非沒有群眾基礎。他們也不是百分百盲目，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法西斯大會罷免，功能組別就扮演了積極角色。法西斯政權覆亡後，意大利商界和教會在民主選舉有莫大影響力，沒有因為制度改變被淘汰。
假如香港功能組別代表性尚不如墨索里尼，那是不是說它們對香港沒有貢獻？那倒不是，只是他們的貢獻，不應繼續通過議會表達；把他們留在議會，只會限制他們服務社會的潛能，難為了他們。那可以如何光榮淡出？
筆者近年研究非洲，相信更合適與香港功能組別比較的切入點，其實是英國殖民時期的非洲部落酋長。英國不同法國，以間接管治為殖民原則，在非洲設有若干議會，委任部落酋長加入架構，以「維持社會穩定」。酋長代表的不止是部落主義，更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控制資源和工商業命脈，對外掌握和世界市場接軌，負責設計社會上向流動階梯，和香港功能組別一樣，聲稱以極少數人「代表」主要經濟生產力。
香港30個功能組別，在功能上，跟非洲英國殖民地某30個部落酋長沒有分別；在殖民計算中，李國寶或劉皇發，等同黃金海岸阿散蒂土王屬下王公，在檔案，他們是同類。非洲殖民地獨立後，部落酋長在議會的席位紛紛取消，但他們代表的利益沒有受影響；近年非洲民主化進一步落實，他們的影響力和穩定功能反而進一步鞏固。
新興政黨吸納部落領袖參與選舉
筆者把相關案例歸納為三類，希望支持保留、或「優化」功能組別的朋友參考﹕
一）在解殖過程中，不少非洲部落酋長和民族主義政黨達成共識，由得到群眾支持的新興政黨吸納傳統部落領袖，一併參與選舉，或將後者納入名單代表的安全範圍。像烏干達第一任總統，就是與民族主義政黨「烏干達國民大會」結盟的布干達卡巴卡（卡巴卡為國王頭銜），他建立了支持自己的「卡巴卡耶卡黨」。當然，我們可以批評這些政黨或會變成長期執政的獨裁黨，酋長有時會被盟友出賣，但整體而言，部落代表的經濟利益深深植根於政黨政治。那在香港，如何出現保障部落酋長心理的制度﹖方法之一是把直選的比例代表制改為混合代表制，例如把功能組別的30席按政黨的直選得票率分配，像台灣選舉的「不分區立委」。由於政黨可自行排列名單，往往會把那些在直選沒有競爭力的專業人士、又或因種種原因需特別照顧的人放進前列。假如香港是非洲，功能組別議員早就和直選政黨達成共識，支持取消組別，換取政黨將自己放在安全名單內，這樣民主化可以立刻開啟，政黨也可以建立吸納傳統精英的文化。這才是「醞釀共識」，而不是天天諮詢有多少特權分子願意保持特權，那結果誰也知道。
成立「酋長委員會」 無實權但影響力大
二）非洲人的另一個做法是將酋長干政的傳統正式保存，還予以制度化。制度化不是英國兩院制那樣的安排，因為並非來自普選的上議院始終不能跟下議院平起平坐。非洲的常態是成立「酋長委員會」，議員可以說沒有實權，又弔詭地有莫大影響力。我們可以南部非洲博茨瓦納為例﹕它在英國殖民管治時稱為貝專納蘭（Bechuanaland），自從1966年獨立，一直是西方公認最民主、管治最優良的非洲國家之一，在愛滋病嚴重破壞其經濟體系前，一度是非洲發展樣板，布殊在9．11後訪問非洲時特別到訪這小國，就是為了嘉許當地對人類民主化的貢獻。博茨瓦納政府有一個正式「酋長院」（House of Chiefs），成員包括八大部落酋長、四大部落區間選代表，及上述議員推選的代表，完全符合香港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的精神。酋長會只是諮詢機構，但負責討論一切國家大事，甚至有法定權力傳召政府官員，對輿論有莫大影響力，極備尊榮。酋長院議員不能來自政黨，身分超然，在社會飾演清流角色，一言九鼎。只要懂得運作，酋長以建制化的「輿論否決權」施加影響，比沒有民選基礎而直接否決國會議案更易為人接受。加納、尼日利亞等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地方層面的酋長委員會，尼日利亞甚至有一名「酋長」是被吸納的中國商人，可見他們希望代表之利益所在。當部落間出現不能解決的利益衝突，非洲國家不會把酋長請回議會投票，而會委任「調解員」﹔最著名的非洲調解員，就是喀麥隆足球名宿米拿。假如香港功能組別議員組成酋長會，不但可以保留多掛勳章、多插羽毛的傳統，更可飾演類似目前泛民主派的角色﹕當商界放棄小圈子特權，民選議員再也沒有藉口對經濟議題不負責任，這才是前者有可能啟導輿論的開端。我們不能想像務實的香港社會，會接受一切議案均得不到商界支持。
保留領地內特權
三）對個別安全感特別薄弱的部落，非洲人會以兩種方式安撫，底線是不能以沒有共識為由，為了保護一小撮人利益，而延緩整體進步。例如不少非洲酋長在殖民地獨立時得到新政府保證，他們在領地內的儀式性特權、特殊社會功能，乃至經商特權、土地持有權和稅收權，都得到保留，此所以非洲各共和國內部依然存活大批「國王」，性質像民國初年的清室優待條款。有些國會更保留個別議席給酋長，前提是他們的比例不足以影響大局，像穆加貝治下的津巴布韋。當然，當事人心裏明白，這只能是過渡。在香港，退萬步，就是真的有功能組別擔心民主化令利益完全喪失，就是當局真的決定特別照顧，就是上述前提被社會接受，邏輯上，也不可能以此為由推遲民主化進程，只能通過特別條款，像容許酋長在公眾場合裸體跳求雨舞那樣，暫時把問題個體化地區別起來解決，而不是因為有酋長要裸體跳求雨舞來維持社會穩定，就要把所有酋長留在議會監督天文台。
假如支持功能組別的聲音，只是擔心代表的利益能否在民主化後延續，西方固然有大量例子反駁，就是我們平常看不起的非洲，也證明了上述利益不但和民主化並存，而且過渡期並不痛苦。我不相信尼日利亞約魯巴酋長、肯尼亞吉庫尤酋長做得到的，擁有不少約魯巴人和吉庫尤人也會「修讀」的「修蘭大學法學博士」頭銜的黃宜弘議員會想不到。唯一解釋，就是功能組別只是一個偽議題、一堆稻草人，說穿了，關鍵從來不是代表的利益，而是它們的政治功能。假如是那樣，說明白不就是了？那麼近來那些關於功能組別存廢的辯論，什麼6%人貢獻60%GDP等，都是廢話，這些非洲酋長早就解決了。難道50年前非洲人的政治智慧，真的遠遠超前21世紀的香港人？
沈旭暉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